纵观全球历史，中国无疑是一直以来的人口大国。在世界总人口达到2.5亿的公元元年时，我国的总人口便占据了其中的近三分之一。这一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，尤其在清朝时期，尤为显著。顺治八年时，中国人口约为4200万，但到了雍正十二年，人口便突破了一个亿；到乾隆六十年时，人口已接近3亿。到了道光年间，人口达到了4亿，时人称之为“四万万同胞”。这一人口激增的历史背景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口国。根据2021年最新的普查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口已突破14.13亿。
对于人口增长迅速的历史时期，专家们总结出了一些共通的因素：社会环境的稳定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充足。显然，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。在古代中国，最直接的生育动机便是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。在饥荒时期，百姓自然不愿意再多生孩子，避免共同承受贫困的苦楚。而今天我们能享受如此丰足的粮食，离不开袁隆平院士的贡献。正是他培育的高产水稻，帮助中国走出饥饿，奠定了中国今日的盛世。然而，清朝时期并没有袁隆平，当时的普通百姓主要依靠的粮食并非水稻，而是番薯。
展开剩余77%番薯作为一种农作物，今天我们早已不陌生。尤其是冬天，许多人喜欢吃烤番薯，那种香甜的味道总让人感到温暖。然而，少有人知道，番薯并非中国本土的作物，而是在明朝中后期被引进中国的。当时的引种者，正是福建福州的一位读书人——陈振龙，他的举动为清朝时期的中国百姓带来了福音。
陈振龙原本是一名志向远大的读书人，立志通过科举成为一名官员。然而，尽管他早早中举，但在随后的乡试中屡屡失利，使得他一度感到人生的迷茫与困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——弃笔从商。福建的商人们多倾向于出海经商，陈振龙也不例外，他远赴吕宋岛（即今天的菲律宾），在那里他发现了朱薯——一种十分耐旱且高产的作物。朱薯的适应性强，生熟皆可食用，种植成本低廉，这让陈振龙意识到这是一项潜力巨大的作物。
然而，吕宋岛的政府为了保护这种作物，出台了严格的禁令，禁止朱薯种子出口，偷运者将面临极刑。这一政策，显然受到了西班牙人的影响。西班牙征服吕宋后，将朱薯视为珍贵的资源，严格控制其传播。然而，陈振龙并未放弃，他发现朱薯藤生命力顽强，能够在枯萎后复苏。于是，他采取了大胆的手段——将朱薯藤捆绑在货船的缆绳中，趁着吕宋政府检查的空隙，将这些藤条带回了中国。经过长达七天七夜的航行，陈振龙终于安全抵达福州，将这些珍贵的藤条种植在了土壤里，并成功进行了试种。
恰巧福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，五谷几乎绝收，百姓面临饥饿困境。陈振龙看到此情此景，立刻派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上书，推荐朱薯作为救荒之物。金学曾听后，立即允许大规模试种，结果朱薯大获丰收，迅速解救了灾民。为此，福建省广泛推广种植，朱薯更被当地人称为“金薯”。由于其来源于海外，人们也习惯将其称为“番薯”。
番薯的引入不仅缓解了福建的粮食危机，还很快在其他沿海省份得到了广泛种植。由于番薯种植简单且高产，农民们纷纷效仿，极大地改善了粮食供应。为了帮助其他地方学习种植技术，陈振龙甚至编写了《金薯传习录》，向广大农民传授种植番薯的方法。特别是在清朝，随着全国范围内番薯种植的普及，多个地方因旱灾而导致粮食短缺时，番薯都成为了挽救百姓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番薯的推广，使得中国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，成为清朝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封建社会，人口的增加直接关联到社会和经济的稳定。番薯的种植，不仅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增长，还为清朝的康乾盛世提供了基础。我们今天享用美味番薯的同时，难以想象，这种“救命粮”当初是如何冒险引进并带给了中国千万百姓希望的。
陈振龙作为番薯的引进者，他的贡献堪比现代的“袁隆平”，只不过他当时为此冒着生命危险，而如今我们能吃到番薯时，却很少有人记得这位伟大的“明代袁隆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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